《及第后宴曲江》
　　刘沧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高考成绩揭晓，十余年的苦读换来美好前程，着实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之一。
　　早在千年前的唐代，也有一批文人在金榜题名后，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用高调的文字尽情张扬着此中的快乐……诗人刘沧的《及第后宴曲江》，不仅抒发了自己历经坎坷终获功名后的激动心情，更描绘了“杏园初宴”的庆典场景，为唐代科举制度与相关文化活动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史料参考。
　　曲江宴，又称杏园宴、曲江会、闻喜宴、关宴，是唐代专为新科进士举办的官方庆典宴会，宴会以长安曲江园林为举办地，皇帝常亲临紫云楼垂帘观看，其活动包含曲江流饮、赋诗题名、御赐饮食等核心仪式。
　　时至今日，曲江宴早已成过往，但在西安大唐芙蓉园内，依然有杏园作为景点留存。每年高考前后，总有学子和家长来到这里，穿越时光隧道与当年的新科进士们“同频共振”。

大唐芙蓉园。（资料图片）

　　及第虽已白发　难掩兴奋之情
　　与今日高考不同的是，唐代科举制的录取率相当低，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人统计，唐朝考进士的难度，介于国考和考清华北大之间，其中进士科录取率约为1%—2%，明经科录取率约为10%—20%，其余科目取士更少。但唐代科举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考试次数限制，因而有人屡次参加考试，考到白发苍苍了才终于上榜，刘沧就是其中之一。
　　刘沧公元854年（大中八年）与李频同榜登进士第。刘沧早年屡试不第，曾连续十次落榜，得第时尽管已白发苍苍，但多年来心愿达成，显然也是激动不已，在参加了当时皇家为新科进士举办的“曲江宴”后，写下了这首《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点明了时间、地点和事件；“紫毫粉壁题仙籍”，描述了“雁塔题名”的荣耀时刻；“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因为高中，心情格外好，看到曲江池晴空霁景，山峦倒影，觉得如此美妙，眼睛在享受一场盛宴；“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则刻画出进士们沉醉于欢乐的兴奋状态，归途中都不知道自己已在百花丛中喝醉了，只看见大路上载着游人归去的车马像流水一样，留下了阵阵衣襟的芳香。就算不是当事人，我们依然能从诗句中感受到诗人难掩的兴奋之情。
　　初为安慰落第者　后来成为“庆功宴”
　　早春时节，记者曾探访大唐芙蓉园，彼时杏花初绽，杏园内粉白相间，别有一派盎然景象。据讲解员介绍，大唐芙蓉园是我国首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所以很多景点都有唐代的典故，杏园位于科举文化区，就是取自唐代杏园赐宴的典故。不过，唐代的杏园位于长安城通善坊内，北接晋昌坊大慈恩寺，东临曲江池，对应现在位置约为西安南郊庙坡头村至植物园附近。虽然原址上已无遗迹，但杏园依然是曲江文化景区历史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双怀向记者详细讲述了曲江宴的由来，曲江池肇始于隋代，初唐仅为城郊浅池，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皇家营建，是长安市民、举子春日踏青的公共场所，上巳节（三月三）百姓曲水流觞的习俗已长期存在，为宴饮提供空间基础。不过，曲江宴一开始却并非是为了金榜题名而设的，唐高祖武德至高宗时期，当时进士录取极少，多数举子落第，官府为彰显朝廷重才、缓和士子失意情绪，放榜后召集全体应考举子（含落第者）于曲江聚饮，称“下第举人宴”，场面简朴，无官方赐酒、帝王观宴流程，经费多由地方祠庙、民间乡绅筹措。
　　“唐中宗神龙年间（705年—707年）是曲江宴核心转折点：朝廷废止普适性举子宴，改为专为新科及第进士举办御赐曲江宴，首次确立‘登科庆功’的官方定位。开元、天宝年间，伴随着唐玄宗修凿黄渠扩充曲江水系，增修紫云楼、曲江亭、杏园、芙蓉园，池岸遍植花木，设置游船亭榭，对曲江全域进行改造，曲江宴也被推向了历史顶峰，形成‘皇家礼制+文人雅集+市井狂欢’的三合一形态。”王双怀告诉记者，区别于普通一次性宴会，“曲江宴”是跨度两三个月的完整仪式链，包括闻喜宴、探花宴、曲江主宴、各类分宴、雁塔题名、关宴多个流程，集庆贺、游乐、交友、送别于一体。
　　时间定在礼部春闱放榜之后，第一宴“闻喜宴”新进士集体赴宴，朝廷遣使赐御酒、红绫饼。
　　随后的杏园探花宴是“曲江宴”的标志性环节，会从同年进士中选出两名最年轻者，称探花使，骑马遍游长安名园、全城采摘名花，采花归来，众人于杏园设宴饮酒、赋诗、乐伎伴唱，这是最富浪漫文人气息的环节。
　　曲江大宴是主宴，一般设在曲江池岸边、紫云楼下，盛唐、中唐时皇帝常携后妃登紫云楼垂帘观看进士宴游，视为文治盛景；新科进士们则泛舟曲江、曲水流觞、百人同席宴饮、即兴赋诗。在此期间，公卿、世家、皇室权贵也会携家眷沿岸围观，挑选新科进士为女婿，所以曲江大宴也是重要婚恋社交场合。与此同时，长安市民、商贩、游人也会齐聚池岸，人山人海，成群结队去看热闹，车马填塞道路，官民同游，一派热闹景象，“以致长安几于半空”。
　　大宴间隙，全体进士一同前往大雁塔，推举擅长书法的同年，将所有登科者姓名、籍贯、及第年份题写于塔壁，成为终身荣耀，这就是流传千年的“雁塔题名”，也是白居易名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出处。
　　关宴则是进士通过吏部关试，正式取得授官资格后举办的，为整套“曲江宴”收尾。宴后，同年各自奔赴仕途，轰轰烈烈的曲江宴到此结束。
　　刘沧登第后，调华原尉，迁龙门令，任期内重视儒学与农桑发展。《唐才子传》中，刘沧与许浑、赵嘏等诗人齐名，在晚唐诗坛占有独特地位，后世有“晚唐小家”之称。
　　风流被时光带走　文脉却永留长安
　　在王双怀看来，“曲江宴”不只是一场宴席，更是一套复合型系列活动，具有极强的社交功能，绑定官场人脉与门第婚姻。
　　新进士借宴会结成终身“同年”关系，形成日后官场互助圈层；同时借机结识宰相、各部官员、文坛名流，为仕途铺路；高门贵族借曲江游人潮挑选青年进士联姻，是唐代上层社会重要择偶平台。
　　在整个过程中，这些新科进士们以赋诗为核心活动：探花、泛舟、题名、离别皆当场作诗，朝野文人相互唱和，诞生大量咏科举、咏曲江、咏登科的唐诗，这些诗作也成为唐代文学标志性符号。
　　“由于唐藩镇混战、宦官专权、黄巢之乱两度攻破长安，曲江紫云楼、亭台楼阁焚毁，黄渠淤塞断流，池面萎缩，皇家不再出资修缮，失去宴游的核心空间基础。朝廷财政枯竭，取消御赐酒食，战乱下举子赴京赶考人数锐减，大量寒门无力参与，宴游规模也大幅缩水。黄巢之乱后，帝王不再赴曲江观宴，公卿权贵避乱离京，杏园、慈恩寺损毁严重，探花宴、雁塔题名仪式时断时续；仅少量滞留长安的进士零星小聚，不复全城狂欢景象。”说及“曲江宴”的衰落，王双怀唏嘘不已，“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朱温胁迫皇室迁都洛阳，长安彻底废弃，曲江池无人疏浚，沦为荒沼，延续近两百年的曲江宴制度随唐王朝灭亡彻底终结。”五代虽恢复闻喜宴，但移至都城其他园林，不再依托曲江，“曲江宴”专属唐代长安的文化符号就此消失。
　　如今的曲江，碧波依旧，大唐芙蓉园复原盛唐皇家园林，芙蓉湖是园内核心景观，虽无当年流饮赋诗的盛景，但仍能窥见那时的雅致；池畔的“杏园”小而精致，园中的孔子像彰显着这里聚集着“文脉”……
　　只要天气好，便有游客穿着汉服站在水畔拍照，有人带着孩子赏花，有人什么也不做，就坐在园子里晒太阳，感受千年前这里的繁华。恍惚间，仿佛还能看见士子围水而坐、执杯赋诗的身影，那份风流得意与家国情怀，那份潇洒恣意与“杏园初宴曲江头”的盛景，早已融入曲江，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滋养着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蕴。（西安日报 记者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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